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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职生“村官”小乡镇施展大才华

  群众会上,20岁女生杨万容坐在台上,一边坐着村支书,另一边是村委会主任。台下是六七十名村民,绝大多数都是40岁以上的男性。会场烟味弥漫,时不时响起高分贝的手机彩铃声。

  杨万容是整个会场里年龄最小的。自从今年1月回村里正式工作,她已经把负责的105户村民的住宅位置、家庭收入、疫苗接种情况等信息印入脑海。在村民眼里,这个小时候腼腆的女孩已经成了值得信赖的“村官”。

  在贵州仁怀,25名像杨万容一样、年龄在18-20岁之间的中职学生回到自己生活的村子,成为挂职“村官”。其中7名已经成为今年村“两委”换届后备人选。

  仁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儒亮告诉记者,前两年村里补员的学历要求是全日制本科以上,但招进来的本科生往往一个多月、最长半年就会离开,2020年村里补员开始对中职生开放。他看好这些中职生,“大多数能够留下来”。

  “不怕能力差,关键是要能吃苦,有笃定的心。”在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副校长许宗友看来,乡镇的书记来班里挑人时,最看重的是学生的耐心、毅力和返乡意愿。

  2020年,该校从校内遴选197名学员参加“乡村振兴骨干后备力量培训班”(以下简称“乡村振兴班”)。结课后,通过市委组织部面试的、在实习3个月内通过鉴定的学生就能成为正式工作人员。

  除了乡村振兴相关理论知识过关外,父母在村里口碑好的、能说会道的、回乡意愿强烈的中职生更得市委组织部青睐。

  刚到村里工作时,杨万容发现年纪较大的村干部都凑在一个大的电暖桌前,边烤火边聊工作。一开始,她听不懂他们说的那些政策名词,也没人叫她过去,只能一个人守着小取暖器。后来,她以请教问题为由主动去“破冰”,积极跟着去做群众工作,村干部逐渐接纳了这个热情的女孩。

  然而,真正棘手的是如何跟村民打交道。19岁的袁敏回村工作3个多月,由于没有处理好之前遗留下的土地纠纷,有人在100多人的村民群里辱骂她、打电话骚扰她。村支书建议她换一个小组,她却坚持一定要继续负责这个组,“像缩头乌龟一样,别人怎么看我?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?”

  许宗友认为,中职校毕业的孩子性格好、能吃苦、懂变通,因为年龄小也更有闯劲儿。村支书和这批中职“村官”接触后发现,这些年轻人举一反三的能力很强,“愿意学也学得快”。

  在和村民沟通时,有的老人在办理电子医保卡时不信任他们,有的老人听了下句忘了上句,光讲一条政策就要花上半小时,他们就耐心地一点一点磨。

  渐渐地,村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。这些年轻“村官”去村民家里走访时,有人出门买羊肉,有的端上白酒请他们喝。杨万容为了到村民家更方便,买了电动车,但刚开始时摔了好几次。现在只要看到她骑车,村民都会提醒她注意安全。

  在进入乡村振兴班前,这些中职生大部分对未来没有清晰规划,很多人曾“一只脚踏进社会”。穆加敏是乡村振兴班的学员之一。初中毕业后,曾在上海的超市、餐馆做过临时工,城市的快节奏让她喘不过气。抱着“多一条出路也没坏处”的想法报名参加培训后,穆加敏回乡的念头越来越强。

  乡村振兴班通过聘请党组织书记、农业专家、致富能手等人组成师资库,采取集中授课、现场教学、交流研讨的方式,实行“每周一课”,重点学习政治理论、产业发展、乡村治理等实用课程,保证每学期集中培训时间在240个学时以上。

  有堂课令穆加敏印象很深,授课人是仁怀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王洒,他曾在贫困村当了4年。王洒在课堂上展示了两张照片,第一张照片是过去的村子,一副破败凋零的景象;第二张照片中村里种满鲜花、道路屋舍干净整洁,“超级让人向往”。

  穆加敏想到,自己的村子就是第一张照片里的模样,路灯还没安,也没有能够增收的集体经济。她想用自己的努力把家乡改造成第二张照片的样子。

  在进入中职学校之前,彭炫干过销售、当过服务员,只想着“过一天算一天”。直到一次应聘卖酒的岗位,发现需要高中文凭,他才决定去中职读书。

  学习计算机专业后,彭炫原本只想着毕业后开个打印店,有些固定收入。但听说入选乡村振兴班、通过选拔考试后能参与整个村的管理,彭炫心动了。他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,看一个小人物如何不顾他人的目光,朝着自己的梦想一路狂奔。

  现在,他坐在村委会大厅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大字下面,觉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梦想。

  许宗友曾说,“办好一所职校,就是少修一座监狱”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中,有300多个来自单亲家庭,500多个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,有些孩子有自卑心理。开设乡村振兴班后,学校把学员的照片贴在上大课、举办活动的报告厅里,每个人照片下面写着自我鼓励的话,“让他们树立自信”。

  来村里工作快1年了,杨万容偶尔也会觉得孤独。有时和朋友聚会,听着陌生的八卦和网上新“梗”,她总感觉自己和世界“落下了一截”。原本喜欢看电影、逛街的她,在村里习惯了空闲时跟着老人上山挖红薯,或者在碧绿的桐梓河边走一走。

  彭炫也总被朋友戏称“老了”。原来在学校会通宵打游戏的他戒掉了游戏,无聊时就喝喝茶。有时他会在村委会门口的篮球架前打篮球,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一个人,只有暑假时才有初中生陪他一起打。

  王洒认为,驻村干部一定要耐得住孤独。“你哪怕是研究生、博士生,过不了孤独关,就干不了事。”村里的老干部见过不少大学生,经常是人刚教会就走了,“环境太闭塞”往往是离开的原因之一。

  王洒坦言,每个人刚到村里,都会有几个月的迷茫期。“我干这些事有没有意义?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帮助?我又不是镇长、又不是县长,到底有没有能力把这事干好?很多疑问都会一股脑儿涌上来。”他每次上完课,学生们都会围上来问相似的问题。

  他给出的解决方法就是“保持一直做事情”,不管是多小的事,都要好好完成。课上交流时,每个学生心里都有最想做的事,有的想在村里的小路上设几盏路灯,有的想增加几辆进出村的班车。王洒希望他们能保持这种改变家乡的信念,但也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,“不是轰轰烈烈才叫成功,帮老百姓打瓶酱油就是成功”。

  对于已入职的中职“村官”来说,赢得村民的尊重就是最大的成功。“他们不会因为你是村干部而尊敬你,只有你走到他们中间,把他们当朋友,解决他们的问题,才能得到尊重。”他说,当把村民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,哪怕只是出一份证明,都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。

  现在,这些年轻的“村官”正在一点点描绘学业和工作的新蓝图。在学业上,目前在岗的25名中职“村官”都在修读函授大专,打算读完后继续升本科,为之后的公务员考试做准备。

  赵儒亮知道,想让这些孩子成长为能挑大梁的村干部,是个长期过程,“至少要三到五年”,随着能力提升,他们也会有机会到更好的平台。但他相信,这段在乡村历练与实践的经历,无论对他们个人还是对村子,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
  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来源:中国青年报 ( 2021年12月24日 01 版)

  群众会上,20岁女生杨万容坐在台上,一边坐着村支书,另一边是村委会主任。台下是六七十名村民,绝大多数都是40岁以上的男性。会场烟味弥漫,时不时响起高分贝的手机彩铃声。

  杨万容是整个会场里年龄最小的。自从今年1月回村里正式工作,她已经把负责的105户村民的住宅位置、家庭收入、疫苗接种情况等信息印入脑海。在村民眼里,这个小时候腼腆的女孩已经成了值得信赖的“村官”。

  在贵州仁怀,25名像杨万容一样、年龄在18-20岁之间的中职学生回到自己生活的村子,成为挂职“村官”。其中7名已经成为今年村“两委”换届后备人选。

  仁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儒亮告诉记者,前两年村里补员的学历要求是全日制本科以上,但招进来的本科生往往一个多月、最长半年就会离开,2020年村里补员开始对中职生开放。他看好这些中职生,“大多数能够留下来”。

  “不怕能力差,关键是要能吃苦,有笃定的心。”在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副校长许宗友看来,乡镇的书记来班里挑人时,最看重的是学生的耐心、毅力和返乡意愿。

  2020年,该校从校内遴选197名学员参加“乡村振兴骨干后备力量培训班”(以下简称“乡村振兴班”)。结课后,通过市委组织部面试的、在实习3个月内通过鉴定的学生就能成为正式工作人员。

  除了乡村振兴相关理论知识过关外,父母在村里口碑好的、能说会道的、回乡意愿强烈的中职生更得市委组织部青睐。

  刚到村里工作时,杨万容发现年纪较大的村干部都凑在一个大的电暖桌前,边烤火边聊工作。一开始,她听不懂他们说的那些政策名词,也没人叫她过去,只能一个人守着小取暖器。后来,她以请教问题为由主动去“破冰”,积极跟着去做群众工作,村干部逐渐接纳了这个热情的女孩。

  然而,真正棘手的是如何跟村民打交道。19岁的袁敏回村工作3个多月,由于没有处理好之前遗留下的土地纠纷,有人在100多人的村民群里辱骂她、打电话骚扰她。村支书建议她换一个小组,她却坚持一定要继续负责这个组,“像缩头乌龟一样,别人怎么看我?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?”

  许宗友认为,中职校毕业的孩子性格好、能吃苦、懂变通,因为年龄小也更有闯劲儿。村支书和这批中职“村官”接触后发现,这些年轻人举一反三的能力很强,“愿意学也学得快”。

  在和村民沟通时,有的老人在办理电子医保卡时不信任他们,有的老人听了下句忘了上句,光讲一条政策就要花上半小时,他们就耐心地一点一点磨。

  渐渐地,村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。这些年轻“村官”去村民家里走访时,有人出门买羊肉,有的端上白酒请他们喝。杨万容为了到村民家更方便,买了电动车,但刚开始时摔了好几次。现在只要看到她骑车,村民都会提醒她注意安全。

  在进入乡村振兴班前,这些中职生大部分对未来没有清晰规划,很多人曾“一只脚踏进社会”。穆加敏是乡村振兴班的学员之一。初中毕业后,曾在上海的超市、餐馆做过临时工,城市的快节奏让她喘不过气。抱着“多一条出路也没坏处”的想法报名参加培训后,穆加敏回乡的念头越来越强。

  乡村振兴班通过聘请党组织书记、农业专家、致富能手等人组成师资库,采取集中授课、现场教学、交流研讨的方式,实行“每周一课”,重点学习政治理论、产业发展、乡村治理等实用课程,保证每学期集中培训时间在240个学时以上。

  有堂课令穆加敏印象很深,授课人是仁怀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王洒,他曾在贫困村当了4年。王洒在课堂上展示了两张照片,第一张照片是过去的村子,一副破败凋零的景象;第二张照片中村里种满鲜花、道路屋舍干净整洁,“超级让人向往”。

  穆加敏想到,自己的村子就是第一张照片里的模样,路灯还没安,也没有能够增收的集体经济。她想用自己的努力把家乡改造成第二张照片的样子。

  在进入中职学校之前,彭炫干过销售、当过服务员,只想着“过一天算一天”。直到一次应聘卖酒的岗位,发现需要高中文凭,他才决定去中职读书。

  学习计算机专业后,彭炫原本只想着毕业后开个打印店,有些固定收入。但听说入选乡村振兴班、通过选拔考试后能参与整个村的管理,彭炫心动了。他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,看一个小人物如何不顾他人的目光,朝着自己的梦想一路狂奔。

  现在,他坐在村委会大厅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大字下面,觉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梦想。

  许宗友曾说,“办好一所职校,就是少修一座监狱”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中,有300多个来自单亲家庭,500多个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,有些孩子有自卑心理。开设乡村振兴班后,学校把学员的照片贴在上大课、举办活动的报告厅里,每个人照片下面写着自我鼓励的话,“让他们树立自信”。

  来村里工作快1年了,杨万容偶尔也会觉得孤独。有时和朋友聚会,听着陌生的八卦和网上新“梗”,她总感觉自己和世界“落下了一截”。原本喜欢看电影、逛街的她,在村里习惯了空闲时跟着老人上山挖红薯,或者在碧绿的桐梓河边走一走。

  彭炫也总被朋友戏称“老了”。原来在学校会通宵打游戏的他戒掉了游戏,无聊时就喝喝茶。有时他会在村委会门口的篮球架前打篮球,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一个人,只有暑假时才有初中生陪他一起打。

  王洒认为,驻村干部一定要耐得住孤独。“你哪怕是研究生、博士生,过不了孤独关,就干不了事。”村里的老干部见过不少大学生,经常是人刚教会就走了,“环境太闭塞”往往是离开的原因之一。

  王洒坦言,每个人刚到村里,都会有几个月的迷茫期。“我干这些事有没有意义?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帮助?我又不是镇长、又不是县长,到底有没有能力把这事干好?很多疑问都会一股脑儿涌上来。”他每次上完课,学生们都会围上来问相似的问题。

  他给出的解决方法就是“保持一直做事情”,不管是多小的事,都要好好完成。课上交流时,每个学生心里都有最想做的事,有的想在村里的小路上设几盏路灯,有的想增加几辆进出村的班车。王洒希望他们能保持这种改变家乡的信念,但也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,“不是轰轰烈烈才叫成功,帮老百姓打瓶酱油就是成功”。

  对于已入职的中职“村官”来说,赢得村民的尊重就是最大的成功。“他们不会因为你是村干部而尊敬你,只有你走到他们中间,把他们当朋友,解决他们的问题,才能得到尊重。”他说,当把村民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,哪怕只是出一份证明,都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。

  现在,这些年轻的“村官”正在一点点描绘学业和工作的新蓝图。在学业上,目前在岗的25名中职“村官”都在修读函授大专,打算读完后继续升本科,为之后的公务员考试做准备。

  赵儒亮知道,想让这些孩子成长为能挑大梁的村干部,是个长期过程,“至少要三到五年”,随着能力提升,他们也会有机会到更好的平台。但他相信,这段在乡村历练与实践的经历,无论对他们个人还是对村子,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
  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来源:中国青年报 ( 2021年12月24日 01 版)